【文物】丝绸之路文物展飞马考

    丝绸之路文物展飞马考

作者：杨雪

　　在国家博物馆刚刚落下帷幕的“丝绸之路”文物展中，一些精美文物上的有翼马形象引起了我的注意。

　　比如，1991年在西安灞桥出土、现收藏于西安博物院的西汉陶翼马。这匹陶翼马属于泥质灰陶，通体呈白色。马昂首前视，四腿弯曲跪伏于地。马头很大，张口露齿，鼻翼张开，双眼凸出，耳朵向后收着，仿佛是短暂飞奔之后正在喘息的生动状态。但最特别的是它的肩部生有双翼，依稀可见篦齿状的羽纹。

　　说起有翼马，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珀伽索斯，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马神。神话中它是一只长有双翼的马，出生后升天拜见众神之王宙斯，宙斯指示他从奥林巴斯带来闪电和雷声。相传他能够腾空飞行，纵横驰骋，而且凡是他足蹄踩过的地方就会有泉水奔涌而出，诗人饮下此水后就能够获得灵感。在西方艺术中，与珀伽索斯相关的题材并不少，如备受国王路易十四器重的法国雕塑家柯塞沃克的雕塑《骑着珀伽索斯的路易十四的命运》和《骑着珀伽索斯的墨丘利》，刻画的均是带翼的飞马，双翼如分层的卷云华丽而富有装饰感。

　　但有翼马显然不是中国的传统。我们最熟知的青铜奔马的形象自然是1969年在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中出土的马踏飞燕。在这件中国青铜艺术的精美之作中，骏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尤其是通过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龙雀背上这样大胆的构思，将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人要飞，不需要翅膀，而是借助其他东西，如云、鸟，不是神站在云头上行走，就是被巨大的飞禽驮着走。中国古代神话里并没有带翼飞行的人或神，而借助翅膀就能飞行的想象，最先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因此，有翼马，应该是中西交流的产物，反映出汉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非常巧合的是，在国家博物馆的丝绸之路文物展中颇受关注的虞弘墓的浮雕壁画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有翼马。虞弘墓的浮雕壁画共54幅，所绘内容多是宴饮、歌舞、骑射和狩猎。比如在石棺椁的第二幅浮雕上，上部图案为五位男性，下部图案为带翼马与神兽搏斗图。石椁北面刻有五组画面，其中便有翼马飞奔的场面。虞弘墓中的人物形象，有的身着长帔，或头后饰以飘带，甚至马、鸟也饰以飘带，这是典型的萨珊艺术风格。而有翼马，在中亚粟特人或西亚波斯的浮雕中非常普遍，而且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翼马在唐朝时已经成为织锦中非常流行的元素。在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唐联珠翼马人物纹锦，其中的翼马形象是中亚粟特织锦常见的装饰形象，树下左右对称的两翼马前蹄腾空而起，马上的骑手回首伸臂，极具动感。还有一幅红地翼马纹锦，行进中的翼马，头顶花冠，颈系长带飘扬的珠环，还戴着覆面，体侧双翼张开，四足及尾部均系以绸带作为装饰，极具飘逸之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也收藏有一幅朱红地对马纹锦。

　　有翼马的形象在唐朝非常精美的铜镜中也有生动的体现。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有唐朝的海兽葡萄纹铜镜，在葡萄的藤蔓间经常置以异兽奔突顾盼，其中就有飞奔向前的翼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柄唐朝双雁衔花天马纹镜，可以清晰地看到左右一对翼马腾飞于莲台之上，双雁凌空衔花枝同向而飞，造型写实而意境神异，艺术手法相当高超。

　　当然最能说明翼马作为外来因素却在唐朝取得优势地位的证据莫过于唐帝陵神道上英姿飒爽的翼马了。唐朝定都长安，在关中平原留下了十八座依山而建的帝陵。唐十八陵的神道石刻，代表着唐代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也开创了唐代帝陵于陵前神道放置翼马之制。初唐时期，帝陵的石刻组合尚无定制，盛唐时期，包括乾陵、定陵、桥陵在内，石刻组合逐渐制度化，并在之后的诸陵中得到传承。石刻群气魄雄伟，一般有华表1对，翼马、鸵鸟各1对，石马5对，翁仲10对等。乾陵神道的东西两侧翼马的身躯庞大，高逾三米，腿部采用透雕形式，颈项、四肢与马尾均刻画得健壮有力，有一种雄浑厚重之美。而唐玄宗李隆基的泰陵的翼马，身体后倚，两侧的双翼在颈部自然舒卷，有一种飘舞游走于天际的流动之美。

　　天马的概念，在中国的《山海经》中就早有论述，是一种见人则飞的异兽。而在汉代天马几乎就是汗血马的通称，汉乐府中就有“天马徕，从四极，涉流沙，九夷服”的《天马歌》，唐朝时李白也写过“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这样的天马歌。天马显然不是有翼马，那么飞马呢？飞马无翼能飞吗？这些问题似乎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我认为至少飞马应该就是有翼马。

　　应该说，有翼马的出现并不是个例，它和有翼神兽在中国的出现是紧密相关的。以李零、林梅村为代表的考古学家认为，有翼神兽在东汉特别盛行，是源自中亚乃至西亚的有翼兽。林梅村断言，古代西域艺术中的希腊文化因素主要流行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极大丰富了汉代中国文明。而李零发表的《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一文，认为有翼兽初传中国的时间，从考古出土材料来看可上溯到春秋晚期或更早。而西汉晚期到东汉，随着汉平匈奴和开通西域，这类主题再次变得十分活跃，被广泛用于各种材质，而且不仅在北方流行，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也有不少发现。它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不仅是各种动物的“翼化”，而且是以一种多元的神秘色彩，长期地保留在我们的艺术长河中。